为什么要出版这样一本19世纪的日记体灵修小说呢？

答案还得从该书作者说起。

本书作者伊丽莎白·普伦蒂斯出生在美国一个敬虔的基督教家庭，其父是著名牧师爱德华·佩森。她从小文学素养深厚，写作才华横溢，自16岁起就经常在波士顿畅销杂志《青年之友》上发表诗文，深受欢迎。1845年，她与长老会牧师兼神学院教授普伦蒂斯（George Prentiss）结婚，定居纽约。这段时期，她从事青少年教育工作，深获学生爱戴。

1856年，当地瘟疫流行，她的两个孩子先后被病魔夺去了年幼的生命。

中年丧子，使这位多病的慈母愁肠寸断。一天晚上，当她与丈夫从墓地回家，经过两个孩子空荡寂静的卧室时，她触景生情，悲从中来，泣不成声：

“我们的家破碎了，生活被毁了，希望落空，美梦幻灭，我真的觉得活不下去了！”

丈夫安慰她道：“但正是这样的时刻，更显得神爱我们更深！正像我们爱我们的孩子一样。当他们在痛苦、疾病、患难中时，我们不是更爱他们，更关怀他们吗？”

丈夫离去后，她拿起圣经来研读，又拿起圣诗翻阅。当她看到女作家亚当斯写的圣诗《更加与主接近》时，被深深感动，仿佛看见了雅各梦中的天梯。心想：雅各既然能在流亡之中与主更加接近，我为什么不能在苦难之中爱主更深呢？要走出自怜、自谴、怨天尤人的境地，才能战胜试炼，以感恩的心来颂扬上帝的大爱。于是，圣灵激荡，心中涌出一首圣诗《爱主更深歌》（More Love to Thee, O Christ）；写成后，心中充满了安慰和喜乐。此诗于9年后才正式发表，后由作曲家多恩（William H. Doane）谱曲，成为圣诗史话上的经典力作。

伊丽莎白自幼体弱多病，又不断经历苦难和死亡，在挣扎痛苦中仍继续保持对上帝的信、望、爱。这种张力促使她以日记体的形式写下一本带有半自传性质的小说《天堂在召唤》（Stepping Heavenward），记录了一位普通基督徒女子凯瑟琳从青春期到中年，跨越20多年的心灵成长史，真实袒露了其青春期的叛逆、初恋的迷失、信仰的归正、爱情的纠结、为人妻的挑战、为人媳的压力、为人母的艰难，以及众亲友离世时的悲恸，自己临终前的感悟......在上述每一步成长阶段中，都贯穿了主人公对自我的更深反思，对上帝的更深认识，也呈现着她在基督里对自我的更深接纳，在恩典中对上帝的更深信靠，其中不少叙事都是作者自身经历和体验的真实投射，可谓作者半世沧桑、一生心血，全都凝萃于此书字里行间。

此书甫一出版便引起很大轰动，当时销量就曾达到二十多万册，而且畅销两个世纪之久，至今仍广为传颂。

鉴于此书具有丰富的文学价值、属灵价值、文献价值、历史价值，也正是基于这四种价值的综合衡量，我们觉得，引进此书对今天的国内基督教图书出版将有深远的意义。

首先，就其文学价值而言，本书无论文字功底还是构思布局，或是人性真实性和复杂性的张力呈现上，不亚于非基督徒作家写的日记体成长小说，比如《少年维特之烦恼》《莎菲女士的日记》《结婚十年》等。

本书中的女主人公出场时有不少缺点，比如性格鲁莽，情绪善变，爱耍小脾气，有点小骄傲，谈不上温良恭俭让，完全不符合公众视野中单一扁平化的“圣女形象”，反而更像你身边那些活生生的邻家女孩一样，有点萝莉范儿，也有点御姐派头，她少女时代就桀骜不驯、个性十足，而为人妻、为人媳、为人母后也依然含怒带刺，经常在柴米油盐家长里短中发发牢骚，抖抖委屈，自怜自怨一下，非常真实接地气。

不过，宝贵的是，她活得率真透明，也有渴望改变自己的心，多少还是愿意接受上帝对她生命的拆毁和重建。因着恩典，也唯独因着恩典，她曾经刚愎、急躁、骄傲、自私的生命在岁月磨砺中逐渐变得柔慈、平和、谦卑、宽广......这种渐进的转变过程也非常真实而真诚。正是这种真实感和真诚感让我们看到，基督信仰不是高大上，也不是假大空，而是在有血有泪有悲有喜的丰富人生中，在有明有暗有善有恶的复杂人性中，伴随着成长各个阶段的挣扎、破碎、软弱、起伏中破茧成蝶的。相信这一点会对今天本土的基督教文字事工和原创性写作有极大的参考意义。

其次，就其属灵价值而言，本书不亚于《荒漠甘泉》《稳行高处》等经典灵修大作。同样涉及如何更深认识上帝的性情作为，如何更深认识人性的弱点，如何得救和成圣，如何在各样试炼中忍耐等候，如何思想生与死的奥秘等重要信仰话题，尤其到了本书后面部分，在岁月的各样试炼中，随着女主人公生命的不断成熟，对恩典的深入、对上帝的渴慕、对天国的仰望，内心中越来越多的喜乐洋溢，平安涌流，文字化为涓涓细泉、缕缕幽香，安慰人心，也激励人心。

但是，本书又比单纯的灵修书籍更具人情味，具有见证书籍“道成肉身”的张力和亲切感。正如《希伯来书》12章1节所言，“我们既有这许多的见证人，如同云彩围着我们，就当放下各样的重担，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存心忍耐，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

再次，就其文献价值而言，有西方日记体小说研究者曾撰文指出：“18世纪起，贵格会、卫理公会、浸礼会信徒都把写日记作为一种普及的精神生活方式。对清教徒而言，写日记意味着对自我的观察和内省，意味着对上帝的敬拜和感恩。与非信徒写的日记不同，清教徒并不把写日记看做情感的宣泄和情感的释放，而是把它看做一种自律的形式：日记是最好的防御措施，即不使灵魂陷入最后审判的债务之中。日记变成清教徒忏悔的替代品。因此，清教徒日记是日记体小说最主要、最直接的影响者。”

但是，这种清教徒日记在国内的译介和出版数量还是屈指可数，可供研究的真实文本更是凤毛麟角，而本书无论从宗教视角还是女性视角而言，都是非常好的研究范本之一，也盼望能引起研究学者更多的关注。

最后，就其历史价值而言，更是值得一提。本书出场人物众多，交往甚密，从某个角度展示了19世纪美国清教徒传统下的家庭面貌、教区面貌、社会面貌，以及清教徒职业观、婚姻观、教会观、生死观在现实场景中的践行。

那个时代没有商场、淘宝等全民消费主义平台，所以非常注重体力劳作、过简朴的物质生活；

那个时代没有电脑、ipad、手机微信之类让人眼花缭乱的高科技，所以非常注重属灵书籍阅读和家庭公共敬拜；

那个时代没有邻里老死不相往来的都市藩篱，所以非常注重邻里互帮互助，长辈信徒对年轻信徒自觉负担起属灵导师的职分；

那个时代没有如此开放的自由恋爱风气，所以非常强调父母或长辈在少男少女间的属灵遮盖与监督职分；

那个时代没有避孕、堕胎和女权主义思潮，所以女性不断生养，非常辛苦，迫使她们在艰难中操练爱、舍己和管教众儿女的智慧；

那个时代医学落后，一点小病就会导致迅速死亡，所以迫使信徒和非信徒都不得不过早逼视死亡这一严峻话题；

那个时代教义上更偏重强调上帝的绝对公义圣洁、罪人的全然败坏、末日审判的可怕威严等，所以会对恩典和律法的关系、称义和成圣的关系、苦难与荣耀的关系有极深平衡性思考；

那个时代没有明确的教会各大事工部门分工，所以探访穷人、照顾病人、收养孤儿、传扬福音反而是每个平信徒神圣不可推诿的责任......

那么，追古思今，哪些是今天的时代所缺失的？哪些是今天的教会所缺失的？哪些是今天的个人所缺失的？我们可以借鉴什么？可以继承什么？相信在细读此书的过程中，答案不言而喻，自在其中。

愿上帝借着这本书来祝福更多本土的作者、读者、学者和思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