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于磐石——庚子教难前后的晋南教会》

亦文

恩道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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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个山西籍的中国教会跨文化宣教士，在看到亦文老师《立于磐石——庚子教难前后的晋南教会》（以下简称《立于磐石》）之新作后，带给笔者许多的记忆与无尽的联想。祖籍于晋北高原的笔者，确与晋南教会有着深厚的渊源关系。

一、随想

《立于磐石》中很多的地点、人物与故事，对笔者而言都显得非常之亲切，就好像回到了家乡和亲人中间，与他们一起团契并事奉，一起面对并共同经历苦楚与患难，一起享受恩主的同在与同工，思绪不断袭来。

1、重生得救

想起1984年，笔者在上高二暑假期间，陪伴受晋南教会之邀请的母亲前往临汾培灵会服事。期间，暂住在山西师范大学（临汾）王逸超、刘曼莹教授夫妇家。当时笔者还是一个传统意义上的，感情式的“宗教徒”或者“随教徒”，还没有经历圣灵的重生。这时的笔者也正在人生迷茫，没有方向的关键时刻。

一方面深受“无神论思想”与“辩证唯物主义”的影响；一方面，又在从小坚持聚会、读经的属灵氛围里长大并纠结。笔者多年陷于理性思辨与宗教比较的挣扎中，同时也相信圣灵在自己的生命中动工；从感性与理性的双重角度而言，我深信自己的外祖父母，我的父母，他们的信仰不是迷信，不是盲从；而且，他们深知所信的是谁，信仰是有根有基的。所以，他们才能在常年的逼迫与苦难中，始终保持着平静安稳的心，带着喜乐与盼望的心，敬虔忍耐地度日并事奉。

今天，笔者要感谢主，藉着母亲与外公多年的祷告，刻意的安排，王逸超、刘曼莹夫妇的耐心与智慧教导、悉心解答，在平等尊重的前提下，连续七个晚上与笔者讨论人生的意义与价值，耶稣基督的救赎宏恩；并解答笔者太多太多的困惑、疑难、挣扎与问题。

蒙圣灵光照，我看到自己的轻狂与骄傲，罪恶与污秽，不信与抵挡。同时，耶稣基督救赎的大爱充满我的生命。心里自然地涌出来一句话：“你的生命是因耶稣基督而有的，应当为耶稣基督而活。”感恩神让笔者在立于磐石的晋南教会经历重生得救。

2、遗迹寻踪

想起王逸超教授为我讲起，庚子教难时期还是一个孩童的他，协助父亲隐藏保护宣教士躲难，沿途护送宣教士离晋南下惊心动魄的历史故事。

想起2007初夏之际，笔者深入晋南各地市县，实地考察，收集挖掘，访问整理，拍照录影，寻觅西方宣教士遗留下的遗址遗迹，文献资料，教堂墓碑等，至今仍令笔者除了感动还是感动的日子：

想起在呼和浩特公墓里找到的花国香（George W. Clark）宣教士墓碑上镌刻的“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仍旧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子粒来”（约12:24）的经文，等等，都成为自己毕生宣教事奉事工之动力。

3、当代教会

就如亦文老师在《立于磐石》所述庚子教难前后的晋南教会一样，今天的山西教会仍在风雨动荡的时局中，仍在逼迫患难的处境中，但仍旧屹立于神的真道，立于信心祷告，立于耶稣基督的磐石之上。

4、属灵财富

再次想起上世纪九十年代初，中国教会，包括山西教会属灵书籍匮乏，为数不多，且为宝贵的书籍中，有经历庚子之乱重返山西，并在山西服事超过45年的丁良才牧师（Frederick C. H. Dreyer）所著之两本巨著《耶稣圣迹合参注释》与《经题模范》。这两本书是当时中国教会传道同工牧养教会的主要参考书，是西方宣教士留给中国教会的宝贵的属灵财富。当年的笔者也是常常浸润在他的著作中仔细研究，受益颇多。

每每想起庚子之乱中为主殉道的189位宣教士，其中竟有155位牺牲在山西时，自己都心痛难受，惭愧不安。所以，笔者以为，任何人、任何省份的教会都可以找出理由推脱不参与宣教，惟独山西省，山西人，山西教会神的百姓不能找借口。因为山西人欠了福音的债，欠了西方宣教士彼此相爱的债，山西教会必须还福音的债，必须铭记前贤，奋勇宣教。惟愿更多山西教会的弟兄姊妹带着爱踏上普世宣教禾场，广传福音，迎主再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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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有感

《立于磐石》虽然多为内地会会刊《亿万华民》（China’s Millions）资料的整理、缕述与呈现，但也能够看到亦文老师在每章末尾的“译者感言”，显示出她在差传研究、宣教神学、宣教策略，以及差会反省等重要宣教议题的关注重点与精辟卓见。

1、特别关注女宣教士

亦文老师在《立于磐石》中为单身女宣教士留下了浓重的笔墨。她写道：“庚子教难的惨剧无形中挑战了内地会宣教策略中一个重要的尝试：招募并差派单身女宣教士进入中国尚未对外开放的腹地。”

“二十世纪初，三晋大地上散居着无数位……默默耕耘的女宣教士。她们飘洋过海、翻山越岭，将青春岁月、锦绣年华献给了这片贫瘠的土地，即便性命受威胁，也在所不惜。她们中很多人终身未婚，仿佛嫁给了山西，也有不少人殷勤服事直到生命最后一刻，埋骨于山西。”

<附录二：庚子教难殉道宣教士之声——内地会系列>列举的宣教同工与子女75人中，单身女宣教士、师母占36位，女童12位，合计48位，占比64%。足可见，姊妹对宣教的奉献、贡献与牺牲之大。

1905年之际，内地会体系中的女性宣教同工在全部825位宣教同工中占61%；单身女性同工（包括未婚和丧偶者）占35%。同年，内地会体系下199个宣教站中，单身女宣教士驻守其中33个，换言之，有16.6%的宣教站没有男性宣教士主持；驻守这些宣教站的105位单身女宣教士，占宣教士总人数的12.7%。

追昔抚今，这让笔者想起今年中秋时节，一群同工举办的“穆斯林世界中国教会跨文化单身宣教士关顾与退修营会”。是次营会以80/90后单身宣教士为主，女男比例为10:1。但就是有如此多的单身姊妹们，持守在穆斯林世界不同的国家工场上宣教耕耘。她们和本书中内地会的单身女宣教士一样，都是“基督的园丁”，宣教的巾帼英雄和上帝的荣耀。

2、强调本土本族差传策略

本土本族策略，就是看重本土教会领袖的培养与扶持；以促成本土教会实现自立、自建、自养、自传，并达至可以继续承接宣教使命，广传福音，拓展神国的目标。

中国内地会1900年1月的统计数据显示，山西禾场共有：103位宣教士、宣教士夫人和伙伴同工，5位受按立的牧师，38位助理传道人，23位教会学校教师，29位售经员等助手，12位女传道，27位不受薪本地助手；领圣餐者共有892位弟兄，466位姐妹。此组数据显示服事的中国同工达134位，已经超过宣教士的数量。可见内地会培养本土传道同工策略与果效，以及教会本土化的发展，中国同工的成熟与担当。

除在自养之经济独立以外，关于教会本土化治理，宣教士也是大大放手。比如亦文老师感言：晋南的宣教士们将种种“非基要真理性的问题”（如“培养良好习惯”，“男女教育均衡”，“早婚”）留给中国教牧同工在退修会、同工会等不同层面充分探讨，按照当地民风，做出适宜的建议和教导。各地教会的植堂建堂，组织退修等，都由当地信徒自发而起，宣教士只是受邀见证观礼，协助传道人实际地贯彻本土化策略。

1920年前后的山西教会，在殉道者的血浇灌下，结实百倍。1900年到1920年期间，福音支站增长了近七倍（22个增至170个），信徒人数翻了三番（1358人增至5889人），各类中国教牧传道的人数几乎都成倍增长。其中牧师从5人增至9人；传道从38人增至139人；教师从23人增至131人；女传道从12人增至42人。内地会宣教士在山西践行本土本族差传策略功效卓著！

3、睦谊协约与联合差传

笔者以为内地会在普世差传中最为宝贵的贡献之一，即是建立“内地会系”的联合差传策略模式。戴德生特别欢迎欧洲教会的合作和加盟，瑞典裔美国福音派布道家范岚生（Rev. Frederik Franson）牧师因听到他的呼吁，产生促进欧洲各国成立差会的异象。经过他的奔走呼吁，促成了欧陆和北欧六个差传机构的成立，分别为瑞华盟会、丹麦宣教盟会、瑞士盟会、德国盟会、芬兰盟会和瑞日福音盟会。

瑞华盟会在讨论内地会的章程《原则和实践》之后，决定加入内地会作为伙伴差会。紧接着，范岚生牧师促成了德华盟会的成立。他与瑞典裔传道同工鄂教士（Emmanuel Olsson）于1890年与内地会的伦敦咨委会面谈细则后，成立了瑞典圣洁会。他又在北美推动成立了北美瑞挪会，后更名为协同会。由于内地会愿意协助新兴差会前往中国宣教，这些新差会都愿意成为内地会的伙伴差会，配搭联合差传。

戴德生借用不同宗派差会“睦谊协约”（comity agreement）的禾场传统，与众伙伴差会平等合作，平行并进，拓展神国。在内地会的体系下，仅在山西省就有宣道会、瑞典圣洁会、瑞华盟会和内地会本身4个差会联合差传。笔者的外公外婆即是与瑞典圣洁会单身女宣教士Edith Oqvist一起同工服事的。

至今，我们还珍藏着她和中国同工们的照片。内地会成全他人他国教会与差会的谦卑开放态度，彰显出上帝国度的胸怀。此乃配搭协作，联合差传，荣耀上帝的模范。这也是当代中国教会进深投身普世宣教，与普世教会，国际差会配搭合作，需要谦卑学习的。

4、注重差会的检讨与反省

《亿万华民》按月发行，长达77年（从1875年7月出版至1952年内地会撤离中国）。亦文老师在弥足珍贵，浩如烟海的资料中，在“译”与“编”的过程中梳理与归纳，以“夹叙夹议”的形式，主要在内地会年会资料[12]的基础上智慧地，较为清晰完整地通过《立于磐石》展现出中国内地会、山西教会，在庚子之乱大事件中的原貌。

全书总共10章，其中8章都是以内地会年会发言为主要内容呈现，其余2章也多为宣教士的代祷书信与事工报告内容。这是差会站在反省、检讨、鼓励、前瞻等前提下作出的全面与高度的检讨与总结；也是大会讲员和宣教士在生命、事奉与事工等方面的深度与广度反思与挑战性发言。这给当代中国教会本土差会完善差传机制带来极大地提醒与帮助。

第一部分之1899年年会上英国海外传道会伯勒斯牧师（Rev. Burroughs），伦敦会代表摩根牧师（Rev. Cambell）和内地会英伦本部主任侯尔道（Theodore Howard）致辞发言（第二章）。他们分别强调信心、祷告，被圣灵充满，降服并遵行主旨，依靠神的恩典，竭力事奉。1900年，内地会年会上伦敦会干事汤普森牧师（Rev. Thompson）致辞（第三章）。他鼓励说：“神的事工将会因着中国的动乱而更进一步，更上一层楼。一时的不安乃是更大的祝福的序曲，我们无需担忧。”

第二部分庚子之乱期间，英国赴华众差会于8月在《泰晤士报》共同发表“基督教新教宣教差会联合声明”，向公众阐明真相，表达立场，强调：“在当前的危机中，欧洲和美国能为中国做的最好的事，乃是更加自由地奉上耶稣基督的福音。”当年底，富善牧师（Rev. Goodrich）在上海向众宣教团体发表题为“近来在华诸难中宣教士可学的功课”的致辞（第四章）。他强调面对不可能达成的宣教事工，要坚信神的主权，神必得胜；以信心、盼望和爱心面对逼迫；也不能依赖经验，必须付出牺牲的代价，竭力事工。

1901年2月，内地会举行纪念庚子教难殉道者和生还者的特别聚会，劫后余生的三位资深宣教士在会上发言（第五章）。陆义全教士（Albert Lutley）总结说：“通过他们的死，以及与他们一同受苦之人的死，神将在山西做成大能和荣耀之工，这也是我们多年来所祈求的。”索行仁牧师（Alex R. Saunders）则强调：“神得了荣耀，祂将在众多神儿女经过种种苦难之后得到的拯救中，继续得荣耀。”丁良才教士（F. C. H. Dreyer）在发言中为中国教会信徒在逼迫苦难中不放弃信仰的忠心感谢神，他自己准备再回中国宣教，并挑战会众：“继续前进”“前去，填补那些倒下之人的空缺。”

第三部分“教会兴起”，1901年11月份的《亿万华民》刊登了署理总主任何斯德（D. E. Hoste）的信件，记录了教会如何智慧地处理赔款以及对背教者进行的惩戒。他坚持“放弃所有的赔偿，即便是中国政府主动提出赔偿，亦拒绝接受，以此充分彰显基督徒的仁恕之爱”，1902年5月的内地会伦敦年会上，在教难中痛失妻女的顾纯修教士（E. J. Cooper）汇报山西教会的近况（第六章）。他呼吁灾难过后，山西教会需要重建，最后说：“我期盼今年秋天能在神的恩典中出去，只要祂愿赐我荣幸看到山西大省的一些果实，只要祂愿意以圣灵的恩膏差遣我，我便得满足。”

1903年是戴德生首次赴华宣教五十周年，《亿万华民》7-8月刊印纪念专辑，指出山西仍以重建和重组为主（第八章）；重建过程中，各地宣教士们的报告“都指出一个共同的现象，就是集市布道空前受欢迎。”教会事工也在不断恢复，并由宣教士为主到由本地同工为主的转型中。第九章女性同工和伙伴差会，亦文老师总结：“这两股力量在宣教史上，……被戴德生这位差传领袖打破传统差传思维，有创意、有智慧地揉合进了宣教大军中，大大推进了神州大地的福音事工。”

1904年初夏，休养中的戴德生向内地会年会大会致信，“我们当比以往更迫切地祷告，求神为在母国和在中国的每一个服事部门兴起乐意而灵巧的工人。”[22] 他的次子戴存义则发言强调“继续奉行多年的秉持信心，竭力事奉的策略”（第十章）。

结语

此文是有感而发，只是作为一个山西籍的无名宣教士，对《立于磐石》的回应与个人见证，以期更多读者能够在本书中经历神对我们的感动与呼召。本文对亦文老师的著作，不做评论，只盼望更多读者能够进入到书中波澜壮阔的山西教会历史中，感受并赞美上帝在山西教会，以及中国教会发展历史中的大作为与大恩典。

圣经为耶稣基督作见证（约5：39）；晋南至晋北的山西教会为耶稣基督作见证；此文也是在为耶稣基督荣耀的福音，为立于磐石的山西教会作见证，为立于磐石的中国教会作见证。

行文至此时，已经接近零时，笔者乘坐的海湾航空飞机从巴林国际机场腾空而起，飞向辽阔的海洋，笔者的心也从近代穆宣事工肇始国巴林，飞向了广大的普世宣教禾场。

是次前往服事的研讨会主题为“在逆境中竭力事奉主”，主题经文：“主啊！我当做什么？”（徒26:10）这也是庚子教难后陆义全教士与索思仁牧师在内地会纪念大会上的共同心声，以及对教会的强烈呼吁！求主帮助我们在这末后的世代，能够铭记前贤，“照着神在我（们）里面运用的大能尽心竭力”（西1:29）事奉，向主尽忠到底。

又想起一句对笔者来说的箴言，与《立于磐石》的读者共勉：

“你还没有殉道，那就去宣教吧！”

《立于磐石——庚子教难前后的晋南教会》

亦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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